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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增长下中国制造的赶超路径

2016-09-19   

  7月15日,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经济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:2016年二季度GDP增速为6.7%;1-6月间,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.0%,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.2%,实现了中国经济增速在连续三个季度回落后的首次企稳。
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认为,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,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动力:过去20年间,中国快速“工业化”为制造业创新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,目前单靠廉价劳动力与外延式扩张,很难让企业获得丰厚回报,甚至会被淘汰出局。
  而在寻找技术和产品更新的道路上,中国制造可更多借鉴德国持续平稳的创新模式,从1到N,从有到精,不断改进,追求极致,并用制造业提高就业,加大抗金融风险性。
  “低增长”背后,中国仍有潜在优势
  《中外管理》:您曾在2016年1月的“学习型中国论坛”上预测:整个2016年将是中国经济调整最困难的一年;二季度经济开始触底反弹,当下应如何处理“经济结构调整和保增长”之间的关系?
  姚洋:2015年底到2016年初,房地产市场回暖,间接提振了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指数:PPI环比由负转正,大宗产品价格均开始上升,这些都是经济好转的迹象。
  但不能忽视的是,从2012年开始,新一轮经济减速期刚刚开始,2016年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,环比呈逐步好转态势,关键是处理好“经济结构调整与保增长”之间的关系:
  第一,要认识到经济下行期是淘汰落后产能、生产力的必要过程。经济周期的出现,很大原因是“预期”造成的,即在经济形势好时,往往会超额投资,“预期”达到顶峰时,便会遇到一个大的冲击,必然出现产能过剩和债务累计。 2015年“中央经济会议”提出的“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,保增长(简称“三降一补”)政策非常正确,也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。
  第二,要快速找到“经济结构调整和保增长”结合点。不妨借鉴上一轮经济周期中的“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联动”做法,彼时正因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大部分银行坏账,才使得当时的国有企业可以“轻装上阵”,实现盈利,也造就了2003年到2012年间经济高速增长的繁盛。而当民间投资人转变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后,又可间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。
  《中外管理》:英国公投“脱欧”成功,不惜以国家分裂为代价抵制全球化,背后推手之一也是陷入低速增长的经济形势。中国对于经济低增长的担忧同样存在,对待“经济增长放缓”的正确态度是什么?
  姚洋:从宏观背景看,世界经济增长放缓,将成为中国实现赶超的最佳机会,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以下潜在优势:
  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,但地处东亚,我们也会把经济增长看成常态,但放眼全球,经济增长却属小概率事件。意识到这点,对于我们判断当下经济形势是有利的。中国经济实现赶超的第二个优势将来自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再次推进:四五年前私募基金公司数量很多,但风险投资公司几乎是零;现在则是PE满天飞,唯独缺少好项目,现在有了投资的根基后,科技投入已占到GDP的2.1%,要知道中国GDP只有美国的一半,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/7,这意味着,尽管中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,但中国的科研力量更有优势。此外,空间优势也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持乐观态度的重要原因:过去20年间,中国发展基本是沿海的发展,按照经济学的“收敛理论”,如果两个国家采用相同的经济政策,收入较低国家的增速会比收入较高国家快;该理论应用到中国现实,则是在投资得宜情况下,内陆地区经济增速将比沿海地区快,这既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巨大动力,也是创新的巨大市场。
  《中外管理》:对比金融改革和空间优势,中国制造业更加发达,其在经济低速增长期的潜力体现是什么?
  姚洋:中国制造业种类繁多,小到螺丝钉,大到高精尖机床,任何从事中间技术的制造业都无法离开中国市场,这与政府始终坚持发展制造业有很大关系。截至目前,中国第二产业(包括制造业、建筑业和运输业)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长期维持在40%以上,制造业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是不可否定的,未来中国产业和技术升级都要以加强制造业为核心。在这方面,韩国和德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:韩国早在1960年代就已开始工业化进程,目前其制造业占GDP比重仍保持在30%以上;德国是发达国家中最看重制造业的,其制造业至今雇佣了全国1/4的劳动力,且德国人执着于对现有产品和技术的改进,牢牢占领了机械制造、汽车和化工等传统领域的高地。
 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,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推动力。一是制造业企业已经意识到,靠廉价劳动力和外延式扩张不仅不会继续获得丰厚回报,甚至会被淘汰出局;二是快速工业化积累的大量资金,也为制造业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  制造业创新,重在学习“德国模式”
  《中外管理》:谈到创新,业内认为有“德国模式”和“美国模式”两个标杆,结合中国国情和实体经济的现状,哪个标杆对我们更有借鉴性?
  姚洋: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,创新是动力之源。目前有两条创新路径可供借鉴:“从0到1”和“从1到N”。
  先说“从0到1”。美国移民文化的特点,决定了其创新路径必然是“从0到1”,这种创新方式也被称为“美国模式”。它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破坏——赢者通吃,即新技术催生新行业的同时,也会把老行业打垮。“美国模式”是一种“超资本主义”模式,造就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,只存在少数富人,绝大多数都是穷人。该模式更适合BAT这种垄断型互联网巨头借鉴,因为BAT早已走到产业发展的前沿,只能走“从0到1”的创新之路。
  再说“从1到N”。就是从1到多,从有到精,不断改进,追求极致。相比美国“从0到1”,“从1到N”也叫“跟随式”创新。德国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,他们严谨求实、精益求精,所以这种创新方式也被称为“德国模式”。长远看,它不如“美国模式”,却有很好的就业基础,目前德国制造业已成功带动 25%的就业率,强大中产群体的存在,非常利于社会的稳定和人民幸福感的提升,也兼具很强的抗金融风险性。相较美国“赢者通吃”的“断崖式创新”,德国制造业持续平稳的创新模式,更值得中国借鉴。此外,只有制造业才是中国的脊梁,如果这部分被打垮,必将失去经济发展的根基。
  因而,“中国式创新”不妨走两条路——既要学美国,也要学德国。尤其不可忽视制造业,要提倡“工匠精神”。中国的供给侧改革,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消费,中国的内需扩大,中国的社会稳定,没有一样能够离开制造业,能够离开“从1到N”的创新。
  《中外管理》:继国家提出《中国制造2025》目标后,2016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的“工匠精神”,再次让制造业吃了一颗“定心丸”,如何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过渡?推进“工匠精神”的最大难点是什么?
  姚洋:“德国模式”是跟随美国后,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做连续性改进,它也是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过渡中学习的榜样。以德国“默克工厂”为例,其以制药起家,一直专注于液晶产品研发,但它并不生产任何显示屏,只做液晶和少部分处方药。随后凭借一点一滴的进步,默克工厂不断占领市场,至今已垄断世界70%的液晶市场。现在,默克工厂已经开始专注于OLED(有机发光二级管)的研发,一旦成功,未来的液晶屏将可以做得更纤薄,颗粒感微乎其微,甚至可以任意弯曲,做成任何形状。
  “工匠精神”被列入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,是国家对制造业提出的新要求,非常及时。工匠精神作为代表专注、精确、注重产品品质的一种精神,在中国推进的最大难点,是如何落实:
  一是提倡工匠精神,首先要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。不同于美国的两极分化,德国的中间阶层——工人,力量非常深厚,这与其完善的技校体系、工人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薪酬水平紧密相关。仍以“默克工厂”为例,其实行的是“文化理论和专业技术”并重的人才培养模式,与当地高中联合办学,学生毕业后大部分进入默克工厂工作,工作几年后还可以到默克大学继续深造,有针对性地提升专业技能。中国不妨设立类似试点学校,给予工人相关技术等级,让他们在达到高等级的同时,获得相应社会地位。二是可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采取一定的政策倾斜,如降低增值税和部分社保成本等。
  “互联网+”不如“+互联网”
  《中外管理》:2014年至今,“互联网+”是一个热词,甚至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。互联网时代的到来,给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带来的利和弊各是什么?如何正确看待“互联网+”?
姚洋:“互联网+”包含两层含义:一是传统行业应该积极拥抱互联网,这是它的显见含义和最大价值。“互联网+”对于宏观经济的意义,在于能对其他产业造成革命性改变,但中国经济的主体是制造业,不能像美国那样依靠硅谷,依靠尖端科技,中国制造业亦不能拘泥于过去的陈旧思路,而是要用互联网改造。二是不要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,就变得心浮气躁,比如很多企业家由此患上“互联网焦虑症”。企业家们不要认为离开互联网就将难以生存,或与时代脱节,相反,仍需聚焦自身优势,踏实做好实业。
  与其说“互联网+”,不如说“+互联网”,意思是传统行业要善用互联网服务于实体经济,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;尤其在第二轮互联网热潮兴起时,很多人都热衷用App积攒流量,唯独不思考最终盈利点,不能变现的“互联网+”没有生存意义。
  《中外管理》:为应对互联网的冲击,德国提出“工业4.0”,核心是用互联网改造传统产业,实现灵活生产、零库存和互联网营销,一句话,就是要实现“云制造”。目前“云制造”在中国制造业中也被广泛提及,您如何看待?
  姚洋:德国正在实施的“工业4.0”,将所有流程都“放”在云端,强调个性化生产和柔性生产,是基于整个社会发展都非常平稳,人们有能力追求个性化消费。相比之下,中国市场需求远未达到这种程度,尚处于大众化消费阶段;从企业互联网建设的基础设施看,多数企业并未建立内部数据系统,管理者甚至不清楚资金流、材料流等数据,何谈“云制造”?
  目前中国工业正处于2.0到3.0阶段,个别甚至还未达到2.0,只有进入3.0阶段才能实现自动化生产。《中国制造2025》将目标定在工业3.0是适合的,实现“工业4.0”,中国至少需要20年时间。可喜的是,中国在中等技术领域已开始跃居世界前沿,比如中国家用电器目前就已经稳居世界第一,海尔、美的、格力等优秀制造业企业都在不断学习新技术,中国家电在未来几年内整体打败“韩国制造”、“日本制造”是有可能的,中国工业4.0也会率先在家电领域取得突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,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走出低谷?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期,未来中国制造的创新之路又是什么?
  7月15日,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经济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:2016年二季度GDP增速为6.7%;1-6月间,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.0%,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.2%,实现了中国经济增速在连续三个季度回落后的首次企稳。
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认为,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,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动力:过去20年间,中国快速“工业化”为制造业创新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,目前单靠廉价劳动力与外延式扩张,很难让企业获得丰厚回报,甚至会被淘汰出局。
  而在寻找技术和产品更新的道路上,中国制造可更多借鉴德国持续平稳的创新模式,从1到N,从有到精,不断改进,追求极致,并用制造业提高就业,加大抗金融风险性。
“低增长”背后,中国仍有潜在优势
  《中外管理》:您曾在2016年1月的“学习型中国论坛”上预测:整个2016年将是中国经济调整最困难的一年;二季度经济开始触底反弹,当下应如何处理“经济结构调整和保增长”之间的关系?
  姚洋:2015年底到2016年初,房地产市场回暖,间接提振了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指数:PPI环比由负转正,大宗产品价格均开始上升,这些都是经济好转的迹象。
  但不能忽视的是,从2012年开始,新一轮经济减速期刚刚开始,2016年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,环比呈逐步好转态势,关键是处理好“经济结构调整与保增长”之间的关系:
  第一,要认识到经济下行期是淘汰落后产能、生产力的必要过程。经济周期的出现,很大原因是“预期”造成的,即在经济形势好时,往往会超额投资,“预期”达到顶峰时,便会遇到一个大的冲击,必然出现产能过剩和债务累计。 2015年“中央经济会议”提出的“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,保增长(简称“三降一补”)政策非常正确,也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。
  第二,要快速找到“经济结构调整和保增长”结合点。不妨借鉴上一轮经济周期中的“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联动”做法,彼时正因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大部分银行坏账,才使得当时的国有企业可以“轻装上阵”,实现盈利,也造就了2003年到2012年间经济高速增长的繁盛。而当民间投资人转变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后,又可间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。
  《中外管理》:英国公投“脱欧”成功,不惜以国家分裂为代价抵制全球化,背后推手之一也是陷入低速增长的经济形势。中国对于经济低增长的担忧同样存在,对待“经济增长放缓”的正确态度是什么?
  姚洋:从宏观背景看,世界经济增长放缓,将成为中国实现赶超的最佳机会,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以下潜在优势:
  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,但地处东亚,我们也会把经济增长看成常态,但放眼全球,经济增长却属小概率事件。意识到这点,对于我们判断当下经济形势是有利的。中国经济实现赶超的第二个优势将来自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再次推进:四五年前私募基金公司数量很多,但风险投资公司几乎是零;现在则是PE满天飞,唯独缺少好项目,现在有了投资的根基后,科技投入已占到GDP的2.1%,要知道中国GDP只有美国的一半,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/7,这意味着,尽管中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,但中国的科研力量更有优势。此外,空间优势也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持乐观态度的重要原因:过去20年间,中国发展基本是沿海的发展,按照经济学的“收敛理论”,如果两个国家采用相同的经济政策,收入较低国家的增速会比收入较高国家快;该理论应用到中国现实,则是在投资得宜情况下,内陆地区经济增速将比沿海地区快,这既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巨大动力,也是创新的巨大市场。
  《中外管理》:对比金融改革和空间优势,中国制造业更加发达,其在经济低速增长期的潜力体现是什么?
  姚洋:中国制造业种类繁多,小到螺丝钉,大到高精尖机床,任何从事中间技术的制造业都无法离开中国市场,这与政府始终坚持发展制造业有很大关系。截至目前,中国第二产业(包括制造业、建筑业和运输业)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长期维持在40%以上,制造业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是不可否定的,未来中国产业和技术升级都要以加强制造业为核心。在这方面,韩国和德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:韩国早在1960年代就已开始工业化进程,目前其制造业占GDP比重仍保持在30%以上;德国是发达国家中最看重制造业的,其制造业至今雇佣了全国1/4的劳动力,且德国人执着于对现有产品和技术的改进,牢牢占领了机械制造、汽车和化工等传统领域的高地。
 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,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推动力。一是制造业企业已经意识到,靠廉价劳动力和外延式扩张不仅不会继续获得丰厚回报,甚至会被淘汰出局;二是快速工业化积累的大量资金,也为制造业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  制造业创新,重在学习“德国模式”
  《中外管理》:谈到创新,业内认为有“德国模式”和“美国模式”两个标杆,结合中国国情和实体经济的现状,哪个标杆对我们更有借鉴性?
  姚洋: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,创新是动力之源。目前有两条创新路径可供借鉴:“从0到1”和“从1到N”。
  先说“从0到1”。美国移民文化的特点,决定了其创新路径必然是“从0到1”,这种创新方式也被称为“美国模式”。它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破坏——赢者通吃,即新技术催生新行业的同时,也会把老行业打垮。“美国模式”是一种“超资本主义”模式,造就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,只存在少数富人,绝大多数都是穷人。该模式更适合BAT这种垄断型互联网巨头借鉴,因为BAT早已走到产业发展的前沿,只能走“从0到1”的创新之路。
  再说“从1到N”。就是从1到多,从有到精,不断改进,追求极致。相比美国“从0到1”,“从1到N”也叫“跟随式”创新。德国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,他们严谨求实、精益求精,所以这种创新方式也被称为“德国模式”。长远看,它不如“美国模式”,却有很好的就业基础,目前德国制造业已成功带动 25%的就业率,强大中产群体的存在,非常利于社会的稳定和人民幸福感的提升,也兼具很强的抗金融风险性。相较美国“赢者通吃”的“断崖式创新”,德国制造业持续平稳的创新模式,更值得中国借鉴。此外,只有制造业才是中国的脊梁,如果这部分被打垮,必将失去经济发展的根基。
  因而,“中国式创新”不妨走两条路——既要学美国,也要学德国。尤其不可忽视制造业,要提倡“工匠精神”。中国的供给侧改革,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消费,中国的内需扩大,中国的社会稳定,没有一样能够离开制造业,能够离开“从1到N”的创新。
  《中外管理》:继国家提出《中国制造2025》目标后,2016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的“工匠精神”,再次让制造业吃了一颗“定心丸”,如何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过渡?推进“工匠精神”的最大难点是什么?
  姚洋:“德国模式”是跟随美国后,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做连续性改进,它也是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过渡中学习的榜样。以德国“默克工厂”为例,其以制药起家,一直专注于液晶产品研发,但它并不生产任何显示屏,只做液晶和少部分处方药。随后凭借一点一滴的进步,默克工厂不断占领市场,至今已垄断世界70%的液晶市场。现在,默克工厂已经开始专注于OLED(有机发光二级管)的研发,一旦成功,未来的液晶屏将可以做得更纤薄,颗粒感微乎其微,甚至可以任意弯曲,做成任何形状。
  “工匠精神”被列入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,是国家对制造业提出的新要求,非常及时。工匠精神作为代表专注、精确、注重产品品质的一种精神,在中国推进的最大难点,是如何落实:
  一是提倡工匠精神,首先要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。不同于美国的两极分化,德国的中间阶层——工人,力量非常深厚,这与其完善的技校体系、工人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薪酬水平紧密相关。仍以“默克工厂”为例,其实行的是“文化理论和专业技术”并重的人才培养模式,与当地高中联合办学,学生毕业后大部分进入默克工厂工作,工作几年后还可以到默克大学继续深造,有针对性地提升专业技能。中国不妨设立类似试点学校,给予工人相关技术等级,让他们在达到高等级的同时,获得相应社会地位。二是可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采取一定的政策倾斜,如降低增值税和部分社保成本等。
  “互联网+”不如“+互联网”
  《中外管理》:2014年至今,“互联网+”是一个热词,甚至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。互联网时代的到来,给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带来的利和弊各是什么?如何正确看待“互联网+”?
姚洋:“互联网+”包含两层含义:一是传统行业应该积极拥抱互联网,这是它的显见含义和最大价值。“互联网+”对于宏观经济的意义,在于能对其他产业造成革命性改变,但中国经济的主体是制造业,不能像美国那样依靠硅谷,依靠尖端科技,中国制造业亦不能拘泥于过去的陈旧思路,而是要用互联网改造。二是不要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,就变得心浮气躁,比如很多企业家由此患上“互联网焦虑症”。企业家们不要认为离开互联网就将难以生存,或与时代脱节,相反,仍需聚焦自身优势,踏实做好实业。
  与其说“互联网+”,不如说“+互联网”,意思是传统行业要善用互联网服务于实体经济,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;尤其在第二轮互联网热潮兴起时,很多人都热衷用App积攒流量,唯独不思考最终盈利点,不能变现的“互联网+”没有生存意义。
  《中外管理》:为应对互联网的冲击,德国提出“工业4.0”,核心是用互联网改造传统产业,实现灵活生产、零库存和互联网营销,一句话,就是要实现“云制造”。目前“云制造”在中国制造业中也被广泛提及,您如何看待?
  姚洋:德国正在实施的“工业4.0”,将所有流程都“放”在云端,强调个性化生产和柔性生产,是基于整个社会发展都非常平稳,人们有能力追求个性化消费。相比之下,中国市场需求远未达到这种程度,尚处于大众化消费阶段;从企业互联网建设的基础设施看,多数企业并未建立内部数据系统,管理者甚至不清楚资金流、材料流等数据,何谈“云制造”?
  目前中国工业正处于2.0到3.0阶段,个别甚至还未达到2.0,只有进入3.0阶段才能实现自动化生产。《中国制造2025》将目标定在工业3.0是适合的,实现“工业4.0”,中国至少需要20年时间。可喜的是,中国在中等技术领域已开始跃居世界前沿,比如中国家用电器目前就已经稳居世界第一,海尔、美的、格力等优秀制造业企业都在不断学习新技术,中国家电在未来几年内整体打败“韩国制造”、“日本制造”是有可能的,中国工业4.0也会率先在家电领域取得突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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